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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童痛批“作家富豪榜” 称不看80后作家作品         

 

苏童痛批“作家富豪榜” 称不看80后作家作品

 

[ 作者:西安晚报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1178    更新时间:2009/12/8    文章录入:清水

    本月4日晚,中国当代四位实力派作家苏童、余华、毕飞宇、刘醒龙应邀与暨南大学学生展开一场关于“文学与人生”的对话。现场引发了一些争议。有媒体报道,文坛四腕因拒答“如何看待80后90后作家”的追问,被暨大学子批“没礼貌”。前晚,四作家接受记者专访,回应了这一批评,并畅谈眼下文坛热点,一致认为当下“文学进入一个好时代”。

  回应“避谈80后作家”

  不甚了了,沉默是唯一的尊重

  记者:有媒体提及关于避谈“80后”作家是有失作家风度的,怎么看这种说法?

  毕飞宇:关于这些“80后”作家,我也知道一些,从报纸和网络获得的信息。但是我没看过他们的作品,对于不知道的事情我是不会谈的。

  苏童:我确实不看他们的作品,因为我要看的东西太多了。我都知道这些拥有众多粉丝的“80后”作家们的名字,知道他们的作品确实卖得很好,除此之外我对他们完全不了解。避谈是对他们唯一的尊重。

  刘醒龙:正如他们不看60后、50后的作品一样,我们也不会看他们的。我认为“80后”现在的姿态是在撒娇,在对整个社会撒娇。

  余华:其实回想过去,我们也不跟老一辈的作家进行交流。我认为郭敬明有一个优点,其实一直有很多很难听的话包围着他,但是他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以难听的话回击别人。在这样一个以攻击别人为乐的时代里,这一点还是值得人尊重的。

  记者:这些“80后”作家现在也都快三十岁了,回顾一下处于他们那个年龄,你们在文学上的成绩如何?

  余华:我二十多岁写了《在细雨中呼唤》(余华的成名作)。

  苏童: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出版了《妻妾成群》(苏童的代表作,后被改编为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

  痛批“作家富豪榜”

  曾被作假,对排行榜并不信任

  余华:我认为这个榜,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在其他国家,根本没有人去关注作家的收入,更没有人去做这样的榜,读者更关心的是作家的作品写得好不好。关于这个所谓的“作家富豪榜”,有一年,我是关心的———因为苏童当年居然排第三。

  苏童:我对这个排行榜一点都不信任,因为我自己就曾经被作假过。当时,我的新书《碧奴》出版发行,记得收入是5万英镑,出版社就说折合人民币90万元。后来有一个记者采访时,没弄清楚,居然在《重庆晚报》报出了900万元的数字。虽然出版社觉得这个错误太离谱了,也试图做了很多次更正,但是都没有用,所以当年的排行榜把我排在了第三。你说,这样的排行榜,可信吗?

  余华:如果作家都搞富豪榜了,那么农民、工人也可以搞个富豪榜了。

  剖白写作动因

  习惯而已,除写作干不了别的

  记者:作家要靠写作赚钱,主要渠道大概只有两种:卖影视版权和发行销售。在刊物上发表的稿费其实是挺低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作家写作的动力是什么?

  毕飞宇:我已经习惯这种工作了,我要是有一段时间不写作,我就会感到十分空虚,觉得生活很不完整。我必须要以写作的方式来充实、复原我的生活。

  苏童:除了热爱写作之外,其实有一个职业我很喜欢的———我想当个调酒师,但是我现在已经不可能做这件事情了,只好写作。

  余华:我热爱这份工作。当然我也还有别的喜欢的职业,我想去NBA当教练,能在现场看球赛,还能在赛场上走来走去———但是,这能实现吗?我知道这是很痴心妄想的事情。既然没有能力做别的事情,所以我还是继续写小说吧。

  探究“最好时刻”

  所谓“最好”,就是写作自由

  记者:最近,作家王蒙在一次演讲中说到“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刻”,这个说法引起了不少专家学者的争议,认同这句话吗?

  余华:我觉得王蒙这话没错。我认为现在确实是中国文学最好的阶段,因为我感到现在的文学环境在逐步变得宽松起来。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所谓“最好的时代”,我想,应该就是写作自由和发表自由的时代。

  苏童:王蒙过去因为写《一个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被打成“右派”,相比起这样的遭遇,他感到现在是中国文学最好的阶段,我确实可以理解。当然,这个“最好”主要是指文学的环境、思想的解放,并不是指当下出现了中国当代最好的作品。

  刘醒龙:出现一个好的、宽松的环境,要比出现一部好作品更重要,这不是少数作家在享受,而是整个民族都在享受。但是,我认为政府对文学的管理还有待完善。比如说作协的机制问题,大多数作协机关越来越衙门化了,在作协这样的单位,竟然有大量不懂文学的人,占着高位置,而且在胡说八道。

  批判书籍推广

  国内书评,我基本不会相信

  记者:现在国内对于书籍的推广,花样很多,比如说在每本书上套个“腰封”,以最吸引人眼球的话语来推销书,这些做法有效果吗?

  余华:我从不相信“腰封”上的话。这些都是哗众取宠的一种方法。我记得最逗的一个“腰封”是作家刘庆邦出的一本书,是写中国煤炭工人挖红煤的题材,就因为是红色的煤炭,所以“腰封”竟然就写上了“中国的《红与黑》”,太荒谬了!

  苏童:我们的名字也多次被放在“腰封”上,以一种知名作家的身份推荐书,实际上,我们的名字都多次被盗用了,有的书我们根本就没看过。

  余华:相比中国而言,西方对于书的推荐和评价,都相对公正。据我所知,德国、美国的出版社每年都有两次出版会。比如著名的出版社——蓝登书屋,开出版会的时候,从各类书的编辑到印刷到发行等各个部门的负责人,要把报上去的几百本书稿全都看完,然后进行讨论、投票、排名,最后,才能决定一本书出版发行的命运。

  毕飞宇:法国《世界报》星期五固定的读书版在读者心中具有很高的信任度。很多法国人是不逛书店的,他们就信任这个读书版,按照他们的推荐直接去买书。

  国内的书评,铺天盖地到处都是,但我基本不会去相信。我在国内选择阅读的书籍,很大程度是靠口口相传,靠朋友间的口碑。

  记者:在市场冲击下,国内的小说出版也日益商业化,这对作家出书是否影响很大?

  毕飞宇:据我了解,国外的成熟作家都有经纪人。我想,中国的图书市场要正常和规范起来,经纪人必然是会出现的。目前,时候还没到,因为图书经纪人面对的环节很多,只要有一个环节出现了信任危机,那就很难进行下去了。

  刘醒龙:图书销售渠道也很混乱。出版社的书发给书店,卖不掉的书退回———有的书店要装修,它就会一下子把书全都退回出版社。这对作家出的书是很不负责任的。 (黄咏梅 赵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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