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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中国哲学简史》所得         

 

读《中国哲学简史》所得

 

[ 作者:李元骏    转贴自:原创    点击数:1534    更新时间:2009/2/20    文章录入:李元骏

                              文/李元骏   

  每个民族都会在其文明发展的同时对人和世界的各种本体性问题发问,由是则产生了哲人。不同民族的哲人思考的终极问题往往相同,但思考的方法,思想的表述则大相径庭,是以各民族的哲学之面貌多有不同。西方各民族的哲学自希腊出,自其伊始就遵逻辑、重推演,思辨缜密,有严谨的哲学体系。而东方的中国哲学,或重现象而轻规律,或以直观臆断代替逻辑推演,且见于零散的言语中而长时间没有成为体系——这一切都让西方人和了解西哲的中国人生疑:中国哲学是不是合理的、完善的哲学?中国哲人的思考方式有无可取之处?我亦有此疑,而冯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则使我读罢豁然开朗。
  冯先生指出,在中国,哲学如宗教之于西方世界一样深深渗入社会、为常人所持。是以一些哲人并不以自己为哲人,只于日常行事中表达自己的思想,不求构筑体系,是以有别于西方。
  而中国哲人从直观处得哲思的哲学方法论极似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等欧陆浪漫主义哲学家、诗哲所持之法。较之拉丁语系诸语种,中文(尤其是先秦的文言文)无疑是一种微言大义、一言多意、拥有无穷“可能性”(海德格尔的概念)的语言。现代西哲已开始反思其自苏格拉底诸贤时形成的“以逻辑证哲学”之法,认为以语言为代表的逻辑系统并不具备论述哲学的能力(而中国哲人早有“道可道非常道”“第一义不可说”的观点)。胡塞尔们自成表意充满“可能性”的新概念而用括号“悬置”前人逻辑清晰的概念——而中国哲人早就在使用充满“可能性”的语言探讨哲学问题了。可以说,中文对中国哲学的影响极大——既使中国哲学失之严密逻辑,又使其跳出逻辑的局限接触了另一些真理。进一步看,拜语言所赐,中国哲学的直观认知之法于西哲传统上的理性思辨,恰似叔本华之于康德、黑格尔;孔子所赞许的“暮春而游”之境,也神似欧陆浪漫主义诗哲的追求。所以,想研究中国哲学,不妨与西方浪漫主义哲学进行比较研究。此余所得之一也。
  有趣的是:与西哲的“先重逻辑、后弃逻辑”恰好相反,中国哲学的主体——儒学则在孔子的“零碎语录”式哲学后形成了宋儒的理学体系。新儒学更加注重思辨,加入了严密的本体论,以合乎条理的方式表述思想而非“东鳞西爪”地漫谈。之前提到过叔本华与康德、黑格尔的对比,这里又出现了一对与之相似的学者:王阳明与朱子。阳明先生“龙场悟道”后执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而朱子则是客观唯心主义“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总而言之,理学体系对逻辑(一定程度上)的重视是对中国哲学这个整体的有机补充。
  另一种补充来自儒家之外。名家和后期墨家在“名实之辩”方面为中国哲学添了一分思辨与逻辑的色彩。照儒家的主张“名”应是相对固定不变的一旦“名”“实”不符则必改变“实”使之合乎“名”即“正名”。于是“名”决定“实”地位在“实”之上固然实用且免于混乱但等于默认了一“名”只能对应一“实”不免浪费了中文的无尽“可能性”一言既定而封死了讨论“名实之辩”的余地也就少了一个练习思辨的机会。而名家和后期墨家允许同一个“名” 在不同环境下指向不同的“实”肯定了“实”的不确定性并随之带来了用思辨和逻辑研究“名实之辩”的空间。名家对“名”“实”关系的研究展现了概念之间的相对性开创性的讨论概念的内涵及外延是最早一批挖掘中文表意逻辑性的人。后期墨家也是一个具有“逻辑学家”特质的学派其对语言逻辑的运用之精巳达到玩弄于指掌的地步尤以几个悖论集中体现了其思维能力之强。如答“无穷害兼”时所说的“人若不盈无穷,则人有穷也。尽有穷,无难。盈无穷,则无穷,尽也。尽有穷,无难”,实际上运用了“两个无穷大正数的比较之悖”来解答一时竟闪过芝诺的光芒。同时后期墨家更完善了其功利主义的“兼爱”与安天下之间的逻辑联系使之俨然西哲中的“合理利己主义”。
  故曰:研究中国哲学时,既要重视其总体上的直观认知之法,又要注意其中与西哲相似的逻辑论证之法。此余所得之二也。
  所得之三是最基本的一项:我通过冯先生的著述对整个中国哲学史有了更系统的认知。之前对中国哲学的经典文本、著作多有涉猎,遍读《四书五经》《道德经》《庄子》等,却难以获得一个整体的认知——因为中国哲学有其直观性及其记述的随意性、非专业性。而冯先生作为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家,将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系统地阐述,用富于逻辑的记述方式将中国哲学那些“超逻辑”的思想串在了一起,提炼出了其内在联系——毕竟,记史还是不要那么多“可能性”好。
  事实上,这一所得是颇有些尴尬的。书由冯先生在外国讲座的讲稿整理而得,本以方便西方人接受的方式叙述,今日却被中国人认为“易于理解”,可见一段时间以来西方意识形态对中国人的影响之深。近代以下,中国学人在对传统思想的反思中,大抵爱引入西方思想以对之分析,冯先生处其时而循其事,结果是把一部中国哲学史写作了中西文化的比较实验(首先当然要肯定这种思路是富开创性的)——当时这种自觉地思想西化毕竟只在打先锋的少数人之中存在;而当时少数人写的书,到今天,却已然“宜乎众矣”,足见如今思想西化的普遍。所以说,我们实在是“不得不”选择仰赖冯先生之作而非直面古人原著呵。
  那么对国人思想的西化应持何态度呢?窃以为,思想西化总体上固然是应被肯定的——别的不说,二百年来生活水平的提高就是一证——但鉴于其事实上已被普遍肯定乃至被默认为发展趋势,再述其优点其实也不太必要了,倒是应当有一点怀疑主义的思想批判之声,苟以使人辩证而清醒。现在似乎有一大误区,即认为现代化和西化是对等的。诚然,“社会现代化”及“文化现代化”的概念是在西方语境之中的,但置其于中国社会的存在之中,其表意绝不等同于西化,更不是全盘西化。这就意味着,除了西哲之外,中国传统哲学也有促进社会现代化的可能。退一步看,中国哲学中固然有一部分思想与当时社会存在联系很紧,于今之现代化不宜,但也有普世性的思想仍主导着当今中国文化,维系着一些公序良俗,比如仍潜在于社会的“五常”。进一步看,西方社会所产生的诸多“现代性”社会问题,在中国都可能为传统哲学思想所缓解。所以,中国哲学仍将是我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一支重要的文化批判力量。以是,万万不能坐视其在当今式微,更要防止其被社会上的各种因素庸俗化乃至消解。惟其如此,几千年来的大音才不至于消散殆尽。感谢冯先生!感谢他对西哲方法论的了解,也感谢他对中国哲学的责任感!若不是他的努力,西方人将至今不解中国哲学乃至视之为非哲学,中国人也将不能真正了解本国的传统哲学体系,失掉意识形态上的“根”。
  我读《中国哲学简史》之所得大体如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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